【他山之石】贾冰、刘萍珊: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模式探索——以广东“双百计划”为例

2021-06-28

文 / 贾冰、刘萍珊

原文发表在《邢台学院学报》2019年09月第34卷第3期

摘要:

农村是社会工作者服务的重要领域,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广东“双百计划”是对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模式的有益尝试。“双百计划”有其优势和特点,为我国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四点借鉴意义:一是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二是坚持社区为本,推进社区自治;三是整合高校资源,确保专业化服务;四是大力培育本地社会工作者建立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

关键词:

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双百计划

作者简介:

贾冰(1975-),女,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社会工作实务;

刘萍珊(1995-),女,沈阳化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东河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实务。

 

农村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较为薄弱的领域,但是农村社会工作在扶助弱势群体、消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极为重大。由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思想观念对农民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探索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成为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以专业化服务切实增进服务对象福祉的必由之路。

 

一、农村社会工作由本土性向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早在本世纪之初,王思斌教授就深入剖析了社会工作的本土性和本土化问题,指出,本土性的社会工作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发挥着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的行动过程,那些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1]P57。基于此,中国传统的半专业性、行政化的助人工作,其中包括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都可称为本土性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同中国固有的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1]P57。如果说本土性社会工作是基于中国文化制度体系对社会工作的一种“中国式”理解,那么本土化社会工作则是由西方“舶来”的社会工作在中国文化制度体系内适应本土情境,同时保留专业社会工作本质特征并与中国原有的助人活动(或模式)相互影响、融合共生的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工作。

在过去以“熟人社会”和“封闭性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社会里,本土性社会工作是农村社区中的主要助人模式。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经济的封闭状态早已被打破,青壮年农村人口外流量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熟人社会规模迅速压缩,许多农村正在或即将面临“老龄化”、“空心化”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助人模式已经很难发挥助人功效。因此,改革农村助人制度体系(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开展本土化的专业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帮助农村弱势群体和农民群众解决困难、恢复和增进其社会功能的大势所趋。

 

二. 乡村振兴战略为探索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模式提供契机

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政府的推进下、在政府让渡部分服务空间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的。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部署和相关政策的支持能够为本土化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七大战略之一。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当前农村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等问题,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这些重要论述为发展农村社会服务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导向,为探索和发展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世纪以来,我国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主要创始于南方,较为著名的有“绿耕模式”和“万载模式”。

“绿耕模式”的创立是缘于本世纪之初,国家的重视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由香港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建立了绿耕城乡互助社,于2001年、2008年、2009年相继在云南平寨、四川映秀、广东从化三个村庄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探索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独特的“绿耕模式”。该模式采取以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策略,立足社区,通过构建社区支持网络,以社区经济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行动研究等专业方法和技术,整合推动微观的个人、家庭、社区,宏观的社会政策乃至全球生态政治的改变[2]。该模式的优点是始终以社工为主导,采用优势视角推进社区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该模式的缺点在于,项目经费无法保障,以至不得不把重心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转移。

“万载模式”是2007年江西万载县作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县开创的农村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工作模式。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万载县在全县、乡、村机构及村落社区等层面和民政、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发展,实现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从无到有、从虚到有的跨越[3]P219。“万载模式”是“党政主导、政策扶持、社工引领、农民参与、法制保障、和谐共建”的行政主导型发展模式。其优点是政府能够保障资金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该模式是行政主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政者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一旦体制资源支持断裂,该模式很可能面临前途未卜的风险;行政主导强力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专业组织发展空间,容易陷入政府动而民不动[3]P220。

 

三. “双百计划”: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模式的新尝试

(一)“双百计划”简况

2017年,广东省民政厅为破解广东省社会工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瓶颈,推动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而提出“双百计划”。该计划从2017年开始实施,预期到2021年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建设运营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开发近1000个专业社会工作岗位,孵化200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10000名志愿者,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区域社工力量薄弱的现状。“双百计划”实施以来,在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双百”社工在以社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土发展的实务经验和处遇化的实务模式。

(二) “双百计划”模式

1.“双百计划”最终目的: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

从专业发展角度来说,“双百计划”的实施是为了推动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探索本土化实务模式,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这里所指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包括人才、机构和服务模式本土化。在本土化人才培养方面,“双百计划”主要是录用粤东西北本地社工或者已在外地从事社会工作人才回家乡开展社工服务,培育本土人才,致力于建立稳定的、本土化一线社工服务队伍;同时,支持本土一线社工人才在开展服务的基础上,搭建本土社会工作支持平台,培育和发展本土社会工作机构,以探索本土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最终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

2.“双百计划”实施的内容

首先是社工服务站建立。200个社工服务站的选址是以“落在村居、问题导向和方便群众”三大原则为指导,由“双百计划”项目办(省)、地区协同行动中心(市)以及督导团队(高校)三方通过实地走访考察,共同确定站点地址。确定地址之后,社工站具体办公地点是由居(村)委会或街道提供,相关费用由当地民政部门支付。

其次是人力方面,包括一线社工和志愿者队伍的建立。社工站点确立之后,计划是每个站点配备5个社工,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由此可以完成近1000个专业社工岗位的目标。在专业人才招聘前期,“双百计划”项目办首先在华南农业大学、岭南师范学院、韶关学院和韩山师范学院4所高校开展“双百”一线社工招聘宣讲会,通过宣讲会,让更多人了解“双百计划”;然后由项目办向全省招募信息,经过面试、调剂和审核的程序,由地区协同行动中心和督导团队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之后,必须经过统一的岗位培训才能正式上岗。

除了社工专业人才之外,志愿者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双百计划”中的200个志愿服务组织是由每个社工站注册成立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展当地的居(村)民成为志愿者,每年的志愿者人数指标和服务时数都由实际情况而定。协会前期主要是社工带领志愿者一同参与到社区服务当中,调动志愿者参与社区的积极性;通过对当地志愿者进行培训,培养出社区领袖,然后通过社区领袖自主管理协会,让协会能够成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推动后续的社区发展和建设,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

再次是财力方面。“双百计划”的资金具有来源多元化和使用专项化特点,“双百计划”的主要资金是由省、市级政府共同投入,运用于社工工资和聘请督导方面。除了政府支持外,目前李嘉诚基金会资助200万用于相关社工培训及粤东地区项目资助。未来,将建立“双百计划”服务专项与省级基金会对接平台,广泛动员社会慈善组织资助支持社工站开展慈善活动。

最后是社工服务对象选择方面。“双百计划”针对的服务对象为本镇(街)困境人群(包括面临困境的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城乡低保对象、农村留守人员、优抚安置对象等),除了一般的服务对象,“双百计划”还要求每个镇(街)社工站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选准1至2个重点服务领域,作为当地社会工作专项服务和特色服务。

3.“双百计划”社工服务方式:驻扎社区,融入群众

在社工站驻点选址中,本着社区为本的理念和“落在村居、问题导向和方便群众”三大原则,将社工站设立在弱势边缘群体集中的村(社区)中,便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在与社区(村)居民建立关系方面,“双百”社工坚持驻村入户,开启“刷脸”方式,让群众了解社工的到来,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深度了解困境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情况、困难处境和真实需求。

4.“双百计划”执行特点:“53111”模式目标反向设计

通过社区评估,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根据研究报告制定服务愿景、服务目标和服务计划,制定过程按照“53111”模式进行,其中,“5”是“双百”社工与政府、群众共同讨论出五年愿景;“3”是根据五年愿景细化出三年目标和规划;第一个“1”是根据三年目标和规划制订每年的目标和计划;第二个“1”是将目标和计划细化到每个月;第三个“1”是订出每周的目标和计划[4]。在具体实施服务计划过程中,“双百”社工按照“53111”模式相反的顺序方式推进工作的开展,即,每天的工作完成了,一周的计划完成了;每周的计划完成了,一个月的目标才能实现;每月的目标实现了,一年的目标才能实现;一年年的目标实现了,三年规划五年愿景才能实现。“53111”模式是环环相扣的,只有一步一步做好,才能实现最终的目标。

 

四. “双百计划”模式的可借鉴性和推广性

(一)可借鉴性分析

“双百计划”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与现有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有所不同。从社会工作发展角度来说,“双百计划”对于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嵌入式发展”模式,即,专业社会工作和现行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制进行互动建构,实现功能上的协同转变[5]。我国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是由政府至上而下推动的,所以,在这种“嵌入式发展”模式下,社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政府,尤其在资金、政策、社会认知度等方面。从社会资源掌握情况来说,社工相对于政府来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这在“万载模式”中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从“双百计划”的资金来源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支持的力度。因此,当前要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借力政府,依靠政策支持。

2.坚持社区为本,推进社区自治

社区为本的理念是把整个社区(村)和社区(村)居民当成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工扮演的不是救助者和专家的角色,而是同行者和能力建设者。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其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思,第一层面是“助人”即帮助他人;第二层面是“自助”,是使服务对象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社会工作助人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服务对象“自助”。对于一个社区(村)来说,就是使这个社区(村)能够自治,要实现社区(村)自治目标,需要坚持社区为本的理念。

“双百计划”采取以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策略,坚持从社区(村)民为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及社区(村)文化,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计划和发展目标。在此过程中,社工主要任务是激发社区(村)居民的潜能,提高社区(村)居民的参与能力,整合社区(村)资源,促进社区(村)自我发展,从而实现社区(村)自治。

3.整合高校资源,确保专业化服务

发展社会工作,需要依靠专业人才,学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载体。目前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包括专科)已经超过300家,在高校还未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时,我国已经有“实际上的社会工作者”(行政性社会工作者),他们工作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而且没有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培训。要将“实际上的社会工作者”转化为专业化社会工作者,不仅可以依靠学校教育,还可以依靠专业培训的方式。“双百计划”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优势,整合高校资源,一方面为一线服务社工提供专业的督导和培训,另一方面为相关民政部门干部提供社会工作专业培训,以此提升其专业性。在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过程中,这一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4.大力培育本地社会工作者,建立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

据《深圳市社工行业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4年,深圳平均在岗社工为3535人,离职1622人,社工流失率高达22.2%。面对高流失率,深圳市民政局同市人社局、市财委研究制定社会工作新的配套文件,并将通过定期公布社工薪酬指导价、社工职业水平评价等方式破解深圳社会工作面临职业通道以及工资待遇瓶颈[6]。在“双百计划”中,为保障社工人才队伍的稳定,设置逐年增长的薪酬保障机制,聘任合同以5年为周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专业人才。另外,“双百计划”是针对粤东西北地区开展社会工作,主要录用粤东西北本地社工或在珠三角地区从事社工服务想回乡发展社工的人才,不仅能够盘活本地社工人才,而且还能吸引在珠三角地区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社工返乡就业,有利于培育一支本土社工专业人才队伍。

(二)可推广性分析

从服务思路和具体模式看,“双百计划”探索出的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具有较强的推广性,特别是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该模式的推广性更强。

但是在借鉴或推广“双百计划”模式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到该模式存在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一旦资金断裂,很可能影响服务的持续开展,特别是5年计划结束后,后续资金的跟进问题并未得到政策保障。另一方面是社工的双重身份,即专业服务性和行政性并存的身份特征,从长期看不利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因为“双百计划”项目列入“十三五”期间广东省民政工作的重点工作,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强民政基层力量的一项重要工程,社会工作者被视为基层工作的主力军,服务对象极有可能将社工当成民政工作者,忽略或淡化了其服务的专业性质;另外,基层政府组织通常把社工当成行政人员使用,从而不利于社工专业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 浙江学刊,2001,(2):56.

[2] 黄晓宇. 绿耕模式下的农村社区发展——以从化市长流村社会工作试点为例[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

[3] 陈晓平. 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创新——以江西“万载模式”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14,(6):218.

[4] 张和清,廖其能,许雅婷.“双百计划”实务模式探究[J]. 中国社会工作,2018,(7):19.

[5]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2011,(2):206.

[6] 张小玲. 深圳社工流失率22.2%超出行业警戒线[N/OL]. 南方都市报. http://sz.southcn.com/content/2016-02/13/content_142318945.htm,2016-02-13/201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