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罗:超越“社会工作督导”——我的协同历程反思笔记

2020-11-26

文 / 梅州市地区中心专职协同 蒋罗

三级骨干网络是广东社工“双百计划”的传递机制,而作为三级网络的“中间力量”,协同者除了上传下达各项具体安排,还要负责协同各社工站的日常工作、参与行动研究下的知识生产。“双百”全覆盖之际的从化培训会,让我了解到一些关于“双百”未来图景的片段。我很荣幸作为“双百”的一份子,去促进这个宏大民生工程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话语转向:从“督导”到“协同行动者”

众所周知,我们所学的社会工作督导通常具有教育、行政和支持功能。基于“双百计划““回归社会工作初心”的倡导,“双百计划”专业共同体(三级网络)更偏向 将“督导者” 称为“协同行动者”或“同行者”。(张和清,2017)名称的有意改变,是希望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督导范式多样性探索的一种新尝试(廖其能、张和清,2019),这是一种在价值、知识和实践多重维度的转向。我非常认同协同者廖其能在文章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协同行动者的提醒:

“在‘双百计划’扎根社区的实践范式下,在粤东西北 15 个地市、200 个镇(街)多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田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要求协同行动者应该具备文化敏感,审视文化识盲和专业限制的陷阱问题。在价值层面上,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应该成为资深社工与社工新手之间 对使命感的共享和对愿景热情传递的一种道德实践。而在知识层面上,协同行动者应该保持对知识生产和教/学权力关系及其后果的警觉,“互为师生”,与社工一起共同生产社区发展的实践知识。而在实践层面上,协同行动者必须进入行动者的脉络里,与社工一起开展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并通过行动、提问式的教与学、对话和反思,知觉相互的主体性,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往复中实现‘协同行动者-社工’的双重能力建设。”

作为一名协同行动者(以下简称“协同者”),我原初的想法是根据自己的协同经历去做一些或经验或教训的分享。但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价值、知识和实践等维度,给我很多启发去归类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促使我开发新维度去澄清一些新问题。

 

团队凝聚力:团队协作的挑战

大部分社工站都知道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会去花功夫学习如何进行团队协作——尤其是在那些彼此性格不对付的社工站点里。梅州第一次骨干学习网络上,张和清老师远程为我们送寄语,其中一句便是:“好的团队都是凝心聚力,不好的团队都是离心离德。”会协作的团队共性很多,但协作有问题的团队差异性可能更强,所以我暂时不深究离心离德的原因——这个可能是处境化的。我主要想分析,在我处理一个团队协作问题的五个月中,我的一些反省:

(一)当你发现团队协作有问题时,它其实已经历了一个“冰冻三尺”的过程。第一次见面,我就意识到三位社工之间存在分工不合理的状况,从办公室同事们那里了解的信息和我看到的基本一致。渐渐发现,其中两位社工会有更多的交流,另一位社工有表达被排斥的感觉。再后来,了解到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造成了其中两位社工的隔阂。最后,发现其中一位社工的心理防卫机制很重……

(二)不要单就问题处理问题,在具体的事件中去呈现问题。我没有选择“让问题再飞一会儿”,而像个救火队员一样,一发现他们有团队协作矛盾时就立即介入调停……这并未助于协作能力提升,反而我越来越感到无力。在同事刘伟清的启发下,我终于慢慢理解“让问题再飞一会儿”的含义——需要成员们觉得这个问题是非解决不可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三)协同者自我批评很重要。协同者的自我批评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也是将与ta进行对话的社工看成一面镜子去反省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映性对话。通过和工作者的互动来澄清自己的价值观,也发现自己的一些偏见和无知。自我批评也创造了一个更加不带有攻击性的、更加友好的氛围,促进大家可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去谈论社工站点面临的一些问题,去促进团队动力的形成。自我批评亦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在我们早期“双百”团队建设会里得到了充分运用。那我希望接下来我们能持续开展团体建设会的方式促进团队合作和保持活力。

(四)直面自己内心的裂缝,勇于寻求支持。在从化培训时,我很感谢与会伙伴对我的包容和支持。大家耐心听我的分享,同理我的内心处境——“当我们四个人同处一个空间时,我不敢去触碰这些点——因为我无法预料一个情绪失控的自己或者她们的局面。正因为这样,我好像也失去了直面问题的勇气。”会后,我和协同者陈如珠做了一次深入细致的线上交流,也从她那里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自我批评就是她提供给我的好建议。感谢如珠!

 

职业吸引力:道德实践下的理性经济人

在研究生期间的一次研讨会聚餐中,我就职业选择和一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负责人产生了分歧。该负责人大概是这样说的:

“像你们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投身到最需要你们的社会工作第一线吗?去考公务员、去企业不是背叛了你的专业,也辜负了学校对你的栽培吗?”

我反驳:

“首先,社会工作专业很强调价值教育,即便毕业生没有选择社会工作行业,从事其他行业和工作,他们也一定会在专业价值教育的润物细无声中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其次,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为什么跨专业就业就是对本专业的背叛和对学校的辜负?这种“上纲上线”没有必要……“

但经历过做一线工作者和协同者之后,我沿着那场对话重新思考:我们怎么看待个人把社会工作者当作一个进入体制内跳板的工作、或者临时过渡职业呢?我们能像测谎仪,在面试时穿透他们的言语和表情、直抵内心洞见他们的真实意图,判断他们“心猿意马”就立马拒绝、还是相信他们会随着工作的展开而扎根“双百”呢?当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时,我们是一如既往地给予他们关怀、支持和相应的培训资源,还是上报备案着手劝退呢?……

我无法判断。“我们怎么去处理这种一线社工作为‘理性经济人’和我们期待ta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这样一个gap?”我带着这样的困惑请教王思斌老师。王老师答:

“我是这样想,这个事情还是从无到有。费孝通教授在40年前给我们讲社会学的时候,他说大家要记住:从有到好,不仅是从无到有,下边的从有到好,先有了再让它好去做得好,这是过程。一起来就说要做得很专业,不现实。所以现在我们说能把人稳住,这个事业能做得住,制度出来了,有人愿意去,这就行。至于能做多好,就看当地政府、街镇支持不支持和你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好,你做得不错。”

王老师很好地回答了我的前两个困惑,但最后一个涉及“资源投入”的问题,我只能自己探索。首先,协同者和一线社工的关系无法等同于一线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尽管都是相伴同行,但因为我们都是有社会交代(Social accountability)的受薪社会服务人员,那就要受基本的职业规范约束。按照组织规定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应成为我们的共识。其次,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工作,也是一种人格的外化,一位社工在和我交流时说得很好:

“我就告诉小C说,我们以后可能终归是要去政府上班,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该做的还是要做好,不然以后领导问起我们现在的领导,哎,某某在你们单位时情况如何呢?虽然领导不至于和盘托出,但人家三言两语加点表情,也够对方判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仍然坚持职业选择的自由不该为专业绑架,但我们必须呈现职业伦理——具有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社会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社会工作专注于“社会性”的一个体现吧?

▲2018、2019、2020笔者与张和清老师的三次合影

 

基层嵌合力:政社关系处理

此议题核心关注“如何应对镇街领导安排的额外工作”。尽管有制度文件反复强调不可以抽调社工去政府部门做行政工作,但其实“明抽暗调”时有发生。在梅州“双百”社工第二期骨干学习网络上,我们对其原因进行了初步梳理:

▲梅州市骨干学习网络“政社协力组”供图

为了使其中的逻辑链条更紧实,我们进行了现场头脑风暴,促进与会人员进一步思考“镇街不了解社工站工作内容的原因“、“同事自身意识问题”等。

作为补充,我观察到,乡镇政府和市县/区政府相比,其职能分工统筹性更强。“强统筹性”源于基层政府复杂的实践场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什么事情最终都是由基层政府落地执行,日常台账工作已经使基层工作人员左支右绌,还有随时面临的突击检查、临时检查等更让他们心力交瘁……

“强统筹性”的第一个特点是灵活,一旦涉及到“创文创卫”、“三清三拆”、“人口普查”等工作,全乡镇各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参与其中,保障完成规定任务;“强统筹性”的第二个特点则是“职责模糊”:社会救助专员要去做环保台账、社会工作者要去大数据录疫情防控信息……“强统筹性”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权威性”:基层领导总能“威逼利诱”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的非编制人员去指定岗位做事——不管那是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我的同工们经常会把镇街置于一个自己不敢去对话的主体。这就是得我们的工作产出和工作成效得不到呈现和反馈,也进一步加剧镇街认为社工“不做事”、“不成事”的观感。这种“领导安排干活”的状态就不断地在复制政社“老板-伙计”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

如果能够识别基层工作场域的特性,则能帮助我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策略:灵活配合全镇性工作;依托政策文件明确团队分工,可视化每周工作计划;及时寻求三级网络支持,解构权威基础,守好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管是哪一种策略,都要注意沟通方式:有理有据、有礼有节。最后,努力做事,做出专业性、做成不可替代性。让工作成效和专业素质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成为政社伙伴关系建立之基石。

我曾在培训分享中说,在协同中,我既看见他人也看见自己内心的裂缝。我们在反映性实践中(Reflection-in-action)首先想到的是个体——看到个体的情绪、发生的事件、产生的后果、带来的挑战……但我们必须往更深处看,看到个体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位置、角色、权力、资源……它们让个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也让我们的应对方式走向“情境化”。

 

参考文献:

①张和清,2017,《落地生根——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http://www.shuangbai- plan.org/protal/5582/

②廖其能、张和清,2019,《社会工作督导范式转向研究——以“双百计划”协同行动为 例》,《社会工作》第1期。